在年新年伊始，一场大规模、感染力极强的病*已经在中国感染超过2万人，它使得中国部分省市封城，亦有国家关闭与中国的边境。但是，这个病*仍然没有一个正式的名字。
正是因为病*迟迟没有命名，国内外人民均热衷给它取外号。其中“武汉肺炎”“中国病*”这样的称谓明显带有地域歧视。某些外国媒体甚至开始使用了“WuhanCoronavirus”“ChineseVirus”等带有极大歧视性的称呼。
终于，在2月11日晚，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将新型冠状肺炎疾病名命名为“COVID-19”（“19型冠状病*病”）。国际病*分类委员会正式把这次新冠肺炎病*命名为SARS-CoV-2（“SARS冠状病*2型”）。
“新型冠状肺炎”的名字们
“一种新病*或疾病的命名通常都会有延迟。截至目前，大家的
为什么要把这种神秘的病死率高达90%的凶险疾病称为埃博拉？埃博拉最早见诸记录的是在年，当时埃博拉在苏丹暴发，然后蔓延到扎伊尔(现为民主刚果)一个叫杨布库的镇子并暴发，疫情肆虐55个村庄，导致人丧生。
图源：网络
年，在苏丹南部还有扎伊尔（刚果）的埃博拉河地区出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埃博拉疫情。
当时，WHO派了两名医生到当地调查并帮助治疗这种烈性传染病，他们是约瑟夫·麦克科密克和苏珊·费希尔·霍克。到达当地后，这两位医生发现，之前一直没有对这种神秘的疾病命名，但是疫情的暴发不能使这种疾病一直成为无名氏。
当务之急之一是为这种疾病命名。尽管杨布库作为地名也可以成为该病的名字，但这似乎不是一个响亮的名字，而且他们觉得也许不能给这个小镇再增添任何污名。于是，他们研究了这一地区的地图，注意到杨布库附近有一条河流，便决定以该河的名字命名这种由丝状病*引起的出血热疾病，即埃博拉(Ebola)。
2.霍乱：“呕吐霍乱”
“霍乱”这个词，确实古已有之,中医经典《*帝内经》(约成书于战国时期)就有“呕吐霍乱”的记载。
以后历代医家均沿用它作为病名，并对该病有更形象、更系统的描述。中医高校统一教材《内科学》(年版)对霍乱的定义是:“...起病急骤...上吐下泻，顷刻之间，挥霍缭乱，故名霍乱。”
而西医用“霍乱”这个词，决非“古已有之”，它是在鸦片战争之后，西医随同西方帝国主义的*舰、大炮来到中国后才出现的。西医所指的“霍乱”，本来音译为“虎列拉（Cholera）”，后来有人发现中国“霍乱”词非常传神，便用来指称“虎列拉”,虎列拉弧菌”也相应地改称“霍乱弧菌”。
3.SARS：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
年底,我国广东出现一种传染性肺炎，因为当时没有找到确切原因，所以暂时命名为“不明原因肺炎”。后来，钟南山院士及其他医生认为，用“非典型肺炎”命名更实际一些。
随着病*的蔓延，它传染性强的特征逐渐暴露，并且有别于细菌性肺炎，而被命名为“传染性非典型肺炎”，而用得更多的是“非典型肺炎”，或简称“非典”。
年3月，WHO将其命名为“严重急性呼吸综征”(severeacuterespiratorysyndrome,SARS)。“非典型肺炎”不是新名词,概念过于宽泛,且有WHO命名的病名,为方便国际学术交流,目前应使用SARS。
病*未被规范命名时，带来过许多不必要的混乱
传染病是人类的头号天敌，人类的生命进程中死于传染病的远高于战争与任何形式的自然灾难。由于对传染病的恐惧与无知，人类对传染病的命名对象充满了敌意。
比如此次肺炎的曾用名“武汉肺炎”，就直接导致了一场震惊中日两国的闹剧发生。
1月27日，日本名古屋机场中部机场，一群中国游客乘坐旅游大巴赶到名古屋中部机场，准备搭乘飞机返回上海。
在各自办理完登机手续后，大家都在候机厅等候登机。这时候，一位上海阿姨发现对面有人在用武汉话交谈。她马上把这一情况传递给了同行的上海乘客。没过多久，又有人发现有武汉乘客往嘴里塞感冒药。
上海乘客立马跑到登机柜台对空姐说，这群武汉乘客有人在发烧，绝对不能让他们登机。武汉人当然也迅速感受到了上海人的来者不善，坚称自己没有问题。
于是，形势开始迅速恶化，上海乘客干脆直接抛下一句：如果让武汉人登机，我们坚决不登机。
南航的工作人员无奈只好找来温度仪为武汉乘客测量体温，即使在告知上海乘客这些武汉人中没有人发烧，上海乘客也根本不相信。
于是，一直拖到起飞时间，乘客仍然无法登机。这时，网名为“徐小柚子”的武汉乘客发了一条“要崩溃了”的微博诉说被上海乘客抵制的遭遇，迅速受到网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