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睿见Economy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年第四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于近日召开，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原副院长、研究员马晓河出席并演讲。
以下为演讲实录摘编：
我今天汇报的题目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构建橄榄型社会结构”。
一，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多大？
这个问题目前有争论。一个国家要想成功迈向高收入国家，除了经济因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从各国经济发展实践看，经济社会运行有三个社会形态，有金字塔社会结构，哑铃型社会结构、橄榄型社会结构。这三个社会结构是不断演变，相互可以转换的，一般是在迈向高收入国家以后一般都是橄榄型社会结构，即以中等收入群体或中产阶层为主的橄榄型社会结构。
橄榄型社会结构中中等收入群体或中产阶层的作用是什么？有四个作用。一是中产群体有体面的工作和社会地位，收入有保障，有良好的生活质量和教育背景，是增加消费和扩大市场需求的主要群体。二是，中产阶层占多数的社会结构是善于学习和追求创新的社会，是科技进步和人力资本的重要支撑。三是，中产的内心理性，三感强，即获得感、稳定感、安全感比较强，是形成扁平化社会治理体系的主要阶层。四是，庞大的中产群体会在贫富两大社会阶层之间形成一个屏障和缓冲地带，对社会关系能起到积极的调节作用。
“中产群体”跟“中产阶层”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中国从文件政策上采取“中等收入群体”概念，实际上“中产阶层”概念跟“中等收入群体”概念是有区别的，一个宽一个窄，“中产阶层”要宽，“中等收入群体”要窄，中产阶层概念包括收入、财产、教育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而中等收入仅以收入衡量社会群体。界定中产阶层一定要中等收入者，但中等收入者不一定是中产阶层。
怎么衡量中等收入者？三种方法：一个是设定上下收入界限识别中等收入群体。比如世行界定成人每人每天收入或消费在10-美元的为中等收入群体，10美元以下者减去贫困人口为低收入者。
第二，固定比例法界定中低收入群体。比如以社会平均收入中位数为基础，中位数的50%或者75%为下限，1.5倍到2倍是上限，处其间者是中等收入群体。
第三，更为复杂的方法，美国确定5个标准，1．是否拥有住宅、汽车。2．子女能否接受高等教育。3．是否有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4．家庭成员是否每年至少有两周带薪度假的能力。5．有无意外支出能力。
这里我们采用世行标准测算中等收入群体。世行标准有两个算法，第一是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年中国人民币购买力平价是1：4.19，按照这个算，年收入在-0之间的为中等收入群体；按照中间汇率价计算1：6.45计算，即年收入在元人民币到0元之间为中等收入者。
对两组统计数据进行计算，第一，按照五等份法以现汇计算，年中国城镇有四组即中低收入组、中等收入组、中高收入组和高收入组进入到中等收入群体。农村只有最高收入组进入到中等收入群体。
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年城镇五个收入组全部进入中等收入群体。农村有三个组，中等收入组、中高收入组和高收入组进入到中等收入群体。
按照统计局公布的13组收入分类以现汇计算，在年中国进入中等收入群体的分类中有5个群体，中等收入群体。
按照购买力平价分13个组里，有5个半进入到中等收入群体。
结论：按照现汇计算，以五等份法作为基础，年我国城乡居民有7.8亿人为中等收入群体，占全社会人口的55.6%。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以五等份法为基础，年我国城乡居民有11.2亿人为中等收入群体，占比79.4%。
按照13组收入分类数据，以现汇测算，年全国有4.亿人属于中等收入群体，占总人口的31.1%，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年13组收入分类中我国有6.亿是属于中等收入群体，占人口总数的47.5%。
我更倾向于按现汇计算，根据13组收入分类数据，4.亿人属于中等收入群体，占总人口的31.1%。这个结论应该与现实比较相近。
二，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偏小的原因
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偏小，中等收入群体缺乏安全感，自我认同度不高。一下几个原因需要
第一，年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越来越慢，特别是近三年来，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大幅度下滑。所以，导致城乡居民向中等收入群体迈进的步伐放缓，大大降低了中低收入成长为中等收入群体的机会。
年的时候，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在11.4%以上，今年大概在3%左右。收入增长在下降。所以，不利于中等收入群体增长。
第二，收入分配结构性变化不利于中等收入群体稳定增长。我们的国民收入分配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不利于居民收入增长，资本的份额占比高，上升快，劳动报酬占比低上升比较慢。还有另一个方面，在收入分配结构中城乡群体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在扩大，不利于中等收入群体成长。
第三，三个“过快”给中等收入者成长带来冲击。一是产业结构变动过早过快地出现了资本替代劳动，给中低、中等收入人口带来了很大的冲击，智能化、产业转移都导致对劳动力需求减少，劳动力需求减少对中等收入群体来说是不利的，减少了就业机会和增加收入的困难。二是城镇化进程过早过快的放缓给低收入人口改变身份，实现收入增长带来阻力。三是生活成本上升过大过快给中等收入群体带来压力。通货膨胀，房价上涨，教育支出增加、医疗卫生成本提高等等，都使中等收入群体的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受到了侵蚀。四是目前针对促进中等收入群体稳定成长的体制机制安排不足。收入分配制度怎么能保证劳动报酬比重不断提高，公共服务资源分配怎么样公平的向不同群体配置，还有财产性收入缺乏体制保障，土地制度改革还在路上，社会阶层流动性降低，甚至出现固化，都导致了中低收入阶层改变身份，迈向中等收入群体增加了阻力。
从日本、韩国、台湾地区看，一旦迈向中高收入阶段，中等收入群体应该占社会总规模的比重在60%以上，我国当前如果按照以31%算，显然过于偏低，即使按中位数47.5%也是偏低的。
三、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对策思路
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经济总量和收入水平要再迈新台阶，今后中国经济增长必须保持50%的增长速度。在此情况下，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和规模就显得格外有意义。试提出以下建议。
1，千方百计提高中等收入人群的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今后要将我国大多数人群培育成中等收入群体，首先要有常态化的政策体系。例如，降低中等收入人群的生活成本，增加他们的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具体政策上可以采取降低个税税率，降低首套房的利率，扩大公积金贷款，降低子女教育成本，对教育、首套房贷款实施税前抵扣政策，从法律上保护中等收入者的合法财产等。
其次，防止重大事件伤害中等收入群体。比如新冠疫情期间，可向中低、中等收入群体发放失业补助金和补贴。举两个国家的例子，韩国年5月份，韩国第一轮发放新冠疫情家庭补助，人均-元人民币，涵盖了70%的中低收入家庭。年7月，第二轮人均发放元人民币，涵盖除高收入阶层之外的90%民众。
再看美国，年4月份第一轮对中低收入群体发放补贴，成年人每人补助美元，孩子美元。年每人补贴美元。美国联邦政府在过去2年还把失业补助金每周增加美元。
2，大力支持发展民营企业，建议实施中低收入者就业专项工程。
民企是中等收入群体成长的主要平台，凡是民营经济发达的地区，居民收入高、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大。当前我国民企发展不足，关键问题是理论创新不足，体制创新不足。没有理论储备，体制不完善，阻碍，民企发展。所以，一定要建立和完善法治化的市场经济制度，改善市场营商环境，以法保障民企发展权利。政府要尊重企业的市场逻辑选择，而不是让企业围绕致富的社会治理逻辑进行行动决策。要拓展民企的发展空间，消除行政、自然、市场垄断，放开市场准入，降低民企进入门槛。
另外，积极发展技术和劳动密集结合的产业，特别在经济危机时期，一定要注意少发展一些钢铁、水泥含量高的产业，多发展一些与劳动密集相关的产业。实施中低收入者的劳动技能培训行动计划，多发展一些观光旅游、康养、信息服务、智能化改造、物联网、冷链物流等方面的业态。对所有积极主动吸纳中低收入者就业的企业要从政策上给予鼓励和支持。
3，实施农村中等收入群体培育行动计划，加大对农业支持，较大幅度增加农村新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4，加快推进城镇化。我认为中国城镇化到了这个阶段，应该以发展城市群来推进城镇化。
5，改革国民收入分配制度，不断提高劳动者收入分配比重，而且要把重点放在缩小地区、城乡居民、群体收入绝对差距扩大方面。同时，要为改善居民收入结构，增加中低收入人口的财产性收入创造制度条件。
6、要重视政府增加对低收入人口的转移性收入。
第一，提高低收入人口的医疗报销比例，扩大报销范围，提高每年的大病补贴上限。第二，提高农村60岁及以上老人最低基本养老标准，从目前的一百多元改为按照年贫困标准元乘物价指数/12月来发放最低养老标准。
第三，基于粮食安全考虑，建议增设老年农民津贴。60岁以上农民人均发放“老农津贴”元。养老标准给块钱，这样农民到60岁可以领取两笔钱元，若如此农村老人可以过上一个有基本尊严的养老生活。
7、在土地制度改革上，要让市场在土地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包括三块地，公益性征地应按市场价格交易；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直接进入一级市场，享受同城镇国有土地一样的政策待遇，实行四同，即同地同权同价同责；农民承包地按市场原则流转；农民的宅基地和建筑物流转交易要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本着与市民同等待遇的原则，尽快出台改革落地方案，让农民也能在土地制度改革中尽快获得财产性收入。
谢谢。
